换言之，一切政治活动都以国民的利益为目的。
而修道之人也受到推崇，他們不是以衣冠標誌自己，而是以修道獲得的不同凡俗的容貌舉止標誌自己，這與慧能以詩偈顯現自己精神之非凡是一致的。然而情況很快發生了變化，漢和帝時蔡倫改進造紙術，從而使紙張快捷廉價地生產，竹木簡牘雖然並未退出歷史，但日常書寫材料的壟斷地位被打破，又漸漸被紙張取代。
釋家思想作為產生於東方的哲學，與中國本土哲學具有一致性，如佛家極重要的思想是萬法皆空，關於此，《心經》有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與西方藝術比較，有人以為，這是中國音樂的弱點。可以說，自從人類從地球上誕生以來，任何一種文明所發明的符號都沒有《易經》中的陰爻與陽爻（對應太極圖的陰陽二極）這樣如此本質性地表達了宇宙不斷發展變易之內在驅動力，人類對自然世界理解得越是深入就會發現中國先民對宇宙萬物陰陽關係的洞察的深刻，可以說它是一個不會被超越的理念，而是人類每一次對世界重大發現都要回過頭來重新增進對陰陽關係的深入理解。就其中名詞而言，如筆、電、字、龍，都有其視覺形象對應，但書法表現出的風度卻並不是或不完全是這些視覺形象，比如人們在書法作品中仿佛看到擔夫爭道，但書法家所寫文字內容並不是擔夫爭道，人們在懷素草書中仿佛看到千軍萬馬征戰，但所寫內容並不是描寫戰爭的詩文，這便是書法象外之象的意義所在。當然書法藝術的高妙性甚至還表現在其低級——任何人都可以書法的名義從事准書法藝術活動，比如有人將書法藝術演成了手腳並用的雜耍，漫畫家家可以將漢字寫成可笑的模樣，老人們在公園裡蘸水書寫等，書法不僅有表達人類心靈世界隱秘激情的高級功能，還有健身、娛樂的功能，漢字藝術有著廣闊的開放性，就好比海洋可以任人馳騁一樣。
過去人們以為，《周易》之《傳》部分來自於孔子。由於這不是我們要討論的主題，故不深入討論之。三、大陆新儒家的思维模式问题 确实，大陆新儒家的一部分人有一种关于儒学的认知模式，就是将儒学归结为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并将两者截然对立起来，主张政治儒学，拒绝心性儒学。
作者按：本文写于2015年3月，是某杂志约稿，但由于某种原因，迄今未刊出。[12]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见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82年版。确实，现代新儒家、港台新儒家并非没有自己的政治儒学。李明辉教授说： 首先，我对大陆新儒家这个说法不认同。
该书侧重的不是具体的现实制度设计，而是儒家制度伦理学与政治哲学的原理。儒学史的事实是：没有任何儒家学派是不关心政治的。
事实上，大陆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家（包括港台新儒家）之间不仅没有传承关系，倒毋宁说是一种断裂、转型的关系。这些都是当前儒学复兴中最值得警惕的倾向。所以，方教授信中的提法并不确定，如第四代新儒家、大陆新生代儒家、大陆新儒学等，都不是大陆新儒家的提法。确实，政治儒学作为一种形下学，不可能没有形上学的依据。
同时徐复观也游走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也参与过政治。进入 黄玉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新儒家 。成中英、刘述先、安乐哲、黄玉顺。例如，有学者在《当代儒学理论创构》一书中所列的十家（分为四种形态：杜维明、林安梧。
这里我不得不说：至少就政治儒学而论，比起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来，当今的大陆新儒家整体上是退步了。所以蒋庆的方法论都是有问题的，如果他撇开心性儒学只讲政治儒学，那根本就不是儒家的传统。
至于大陆新儒学，则只是大陆新儒家当中的一部分人的学术，即其思想理论方面的建树我这里所讨论的大陆新儒家，其实是大陆新儒学的概念： 从外延看，大陆新儒家主要是指的时间上21世纪以来、空间上中国大陆的儒家。
第三，该信认为大陆新儒家是现代新儒家的第四代，这个判断是不能成立的。[②] 这里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这封信仅代表方教授个人的看法，而且写于10年前，尽管方教授一向观察敏锐，但毕竟当时刚进入21世纪不久，有别于20世纪现代新儒家的21世纪大陆新儒家还处在亮相的最初阶段，人们的认识还很模糊。这样的称谓最早是由方克立教授在2005年9月1日致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的一封信中提出来的： 我认为以甲申（2004）年7月贵阳阳明精舍儒学会讲（或谓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峰会）为标志，它已进入了以蒋庆、康晓光、盛洪、陈明等人为代表的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唱主角的阶段，或者说进入了整个现代新儒学运动的第四个阶段。所以蒋庆的方法论都是有问题的，如果他撇开心性儒学只讲政治儒学，那根本就不是儒家的传统。[⑤] 此外还有不少知名的儒者，都应当归入大陆新儒家。台湾的李明辉教授于2014年12月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坦率地表明了他的态度我不认同‘大陆新儒家[①]，引起了大陆一些儒者对其不认同的不认同。
李教授不认同他们，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李教授本人正是现代新儒家、港台新儒家的传人。我本人就大致认同李教授在这个层面上的基本理念，例如他说：在我看来，儒家和自由主义之间并没有根本的矛盾，而且新儒家对于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也是肯定的。
[11] 参见黄玉顺：《中国正义论的重建——儒家制度伦理学的当代阐释》，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大陆新儒家致力于政治儒学的有一大批人，其思想观点的差距甚大。
如果凡是21世纪以来在中国大陆活跃的儒家就是大陆新儒家，那就远远不止一小撮人，而是一个较大的群体。李教授本人是现代新儒家中的熊十力-牟宗三这一系的传人，该系的儒学所继承的主要是古代儒家心学一系，概括为心性儒学未尝不可。
大陆新儒家这个概念主要是特指的21世纪以来在中国大陆兴起的儒家，不仅在空间上与港台新儒家相对而言，而且在时间上与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相对而言。如果所说的是大陆新儒家，那么，中国大陆凡是持儒家价值立场的人都应计入，那就太多了。他们唯一的底线共识恐怕只是认同儒家而已，而且他们对儒家或儒学的理解实在大相径庭，于是就有了原教旨主义儒家、自由主义儒家、马克思主义儒家，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儒家，都属于所谓大陆新儒家。牟宗三认为朱子是歧出，那是他个人的学术观点。
但实际上，这些人并不属于人们称谓的大陆新儒家。但历史上所谓心性儒学其实不仅陆王心学一系，也包括程朱理学一系，两派都是从思孟学派发展而来的。
不仅如此，思孟学派的心性儒学尽管曾经长期占据儒学主流地位，但远不是儒学传统的全部，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儒学常识。[⑤] 崔罡主编：《新世纪大陆新儒家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对此，李教授批评道： 第三，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在儒家的传统里本来就无法划分开来。[④] 郭沂编：《开新：当代儒学理论创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又如，有学者在《新世纪大陆新儒家研究》一书中所列的六家（蒋庆、陈明、张祥龙、黄玉顺、盛洪、干春松），全都是大陆新儒家。找来这篇访谈，读过之后，我不得不说：对李教授的不认同态度及其理由，我是大致认同的，尽管有所保留。民主本身就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民主制度的建立本身就需要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在很多地方都需要一个文化转化的过程。他驳斥了蒋庆关于现代新儒家、港台新儒家没有自己的政治儒学的观点： 其次，我也不赞同他们对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的区分。
他认为：在先秦以后，儒家分成了两支。现在所谓的大陆新儒家是主要以蒋庆为中心、包括陈明在内的一小撮人的自我标榜。
[12]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见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82年版。除了那些后来赴港台的新儒家之外，熊十力、梁漱溟和冯友兰不都是大陆新儒家吗？他们的位置放在哪里呢？ 李教授的这个观点，我是大致认同的：确实，大陆新儒家这个说法，在概念上存在歧义。
其次，进一步讲，尽管陆王心学、程朱理学，即通常所谓宋明理学，都是从思孟儒学发展而来的，但思孟儒学与宋明理学之间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从外王、政治儒学层面看，思孟儒学所处理的是王权社会、宗法社会、贵族社会的伦理政治建构问题，而宋明理学所处理的则是皇权社会、家族社会、君主专制社会、官僚社会的伦理政治问题（而且是该历史时代的后期的问题），那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代，犹如今天的民权社会是又一个不同的历史时代，面对着截然不同的伦理政治问题。[⑧] 参见黄玉顺主编：《现代新儒学的现代性哲学》，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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